光明日报记者 赵明昊 黄小异 姚昆
十月的新疆吐鲁番，秋高气爽。火焰山下，千年文明交会处的学术明珠正绽放新光彩——日前，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名专家学者齐聚这座丝路重镇，共赴吐鲁番学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暨第七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吐鲁番学已由‘残卷散佚’全面‘复原新生’、已由‘西域孤证’蝶变‘丝路文明’、已由‘冷门绝学’成为‘国际显学’。”吐鲁番市委书记文天平在研讨会开幕式上如此概括这一学科20年来的跨越式发展。
图为10月20日，游客在新疆吐鲁番胜金口石窟游览。光明日报记者 黄小异摄/光明图片
“残卷散佚”全面“复原新生”
2005年，吐鲁番学研究院在吐鲁番学的诞生地正式成立。彼时，吐鲁番学研究仍面临诸多挑战：早期学术探索零散、文物整理不系统、文献汇编碎片化。
“吐鲁番盆地的地上地下，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上自石器时代至周、秦，下迄明、清，既有汉族的，也有北方各个民族留存下来的实物或文字记录。对于这一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维护、整理和研究的学问，被称为吐鲁番学。”敦煌吐鲁番学学者陈国灿曾如此定义这门学科。
回望过去，吐鲁番文书的发掘与保护之路艰辛而漫长。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吐鲁番大量文物文献被国外探险家和考察队盗运出境，散落世界各地。这些珍贵历史文物的散佚虽引发国际学术界关注，却也造成国内相关研究举步维艰。
转机发生在1959至1975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进行了13次有计划的科学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1975年，国家文物局组织以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为首的团队整理这批文献，出版了十册《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和四卷《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标志着中国吐鲁番学研究步入新阶段。1983年，由国学大师季羡林等学者牵头成立了全国性研究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吐鲁番学的名称得以确定，吐鲁番学以此为契机得到了长足发展。
近20年来，吐鲁番学研究院持续推进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2018年11月，该院与出版机构合作启动《吐鲁番文献合集》编纂工作，这一总计3000万字的巨著是“海内外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收录最全的吐鲁番文献总集”。
“西域孤证”蝶变“丝路文明”
吐鲁番——这片被称为“世界上最富有的露天考古博物馆”的土地拥有交河故城、高昌故城两处世界文化遗产，留存着古墓、石窟、烽燧、壁画等众多古迹。
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推进，吐鲁番学的内涵不断丰富。从加依墓地、胜金店墓地、洋海古墓到吐峪沟石窟寺，考古发现涵盖5000余年历史，囊括古代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发掘是近年吐鲁番考古的重要收获。中山大学教授、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刘文锁表示：“吐鲁番的文物古迹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讲述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
吐鲁番学的视野正从区域性走向全球性。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中心教授皮特·茨默表示，吐鲁番既是“丝路明珠”，也是古代多元宗教与文化发展的重要枢纽，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脉络在此留下深刻印记。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吐鲁番学迎来发展新机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正不断推进着吐鲁番学的发展，而吐鲁番学取得的成果，也为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添砖加瓦。”
“冷门绝学”成为“国际显学”
20年来，吐鲁番学从一门“冷门绝学”逐步发展为备受学术界瞩目的“国际显学”。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外宾出席人数创历史新高，吸引了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学者参会。研讨会设立了考古文博、语言·宗教艺术、历史文献、文物保护四个分组，涵盖吐鲁番出土历史、宗教、语言文字资料所体现的中华文明元素等八个重点领域。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在致辞中表示：“吐鲁番是一个‘聚宝盆’，拥有比敦煌更多的考古遗址，不断出土新的文书与文物，所以吐鲁番学的前景将更加广阔、后劲将更加强劲。”他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吐鲁番学定会与敦煌学“比翼齐飞”。
2006年6月，经国家人事部批准，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博士后工作站成立，成为我国人文学科和文博系统第一家博士后工作站。今年7月，新疆大学“吐鲁番学研究所”揭牌成立。本土研究机构的完善与人才队伍的壮大，为吐鲁番学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当下，吐鲁番学的研究成果也在推动当地文化旅游业发展。坎儿井民俗园景区室外沉浸式旅游体验、夜游交河、博物馆奇妙夜、葡萄沟研学活动等一系列文旅融合产品的推出，促进游客从景点游向深度游、文博游、研学游转变。
站在20周年的新起点上，吐鲁番学研究院正继续推进吐鲁番学的国际化与现代化进程。随着年轻学者的不断加入、科技手段的广泛应用和国际合作的深入推进，这颗古“丝路”上的学术明珠必将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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